去年，林懷民在行政院文化獎頒獎典禮上宣布將拿到的六十萬獎金捐出，成立「流浪者計劃」。宣布之後，陳水扁總統、廣達基金會、辜公亮文教基金會等，紛紛加入贊助行列。今年也已獲得智榮基金會（施振榮夫婦成立）支持。第一年地區限定在亞洲，對象是三十歲以下的年輕人，而且要獨自進行六十天的旅程。最後選出了八位流浪者；有拍紀錄片的，學西塔琴的，學舞蹈的……。目前，已經有四位完成流浪。花了這麼多時間精力下去，究竟想看到什麼成效？林懷民又為什麼要鼓勵年輕人流浪？而且是獨自流浪？ 柳震東漫步湄公河，從寮國逛到越南對從小在萬華長大的柳震東而言，在新店溪旁的河濱公園騎腳踏車、看書、聽音樂是非常自然的事情；河畔的成長經驗成為他生命中的一部份。然而，去年的七二水災，大大改變了水在他心裡的印象。「當時白天在事務所都是跟水有關的案子，回家打開電視就看到水災的報導；我就想知道為什麼台灣人那麼怕水？」產生了這樣的疑問，他想要進一步了解人與水的互動關係，於是花了兩個月的時間，從湄公河中上游的寮國一路走到下游的越南。
善於觀察的他，發現居住在湄公河沿岸的人們很能跟河流融為一體。第一個例子是柬埔寨的鄉村。「對當地人來說，在河邊喝啤酒、吹風、看夕陽，是生活中很平常的事；」他補充，「河流豐富了人們對這些字彙的記憶和印象。」另一個讓他印象深刻的，是利用乾季和雨季水位差異的智慧。
「乾季時水位下降，河中的島面積就會變大，人們會搭建便橋連接這些島，雨季的時候再拆掉，」原本語調緩慢的他，講到這裡就興奮了起來，「當地的人就在這些島上舉辦祭典，像冬山河的國際童玩節一樣。」來到湄公河下游，看到的是另一幅景象。「河裡有挖沙船，挖起來的沙可以燒成裝水用的大甕和蓋房子的磚瓦，而燒磚用的燃料就是米糠，」他比手畫腳地說著，「這實在是個聰明的產業！」
在這一趟旅程中，他發現了人與河流之間更多的可能，最初的疑惑在這裡得到了解答。然而影響最大的，卻是個性從此轉變。「有一次在寮國首都金邊的河岸旁，看到兩個婦人用芭蕉葉折了兩個小小的水燈祈福；看到那兩個水燈慢慢地順著河水流，整個人一下子就平靜下來。」「藉由旅行去體驗那種生活，能力視野跟經驗都會獲得延伸。」經過了兩個月的流浪，柳震東產生這樣的感想，「你的可能比你想像的多更多。」
謝旺霖瘋狂單車行，騎鐵馬勇闖西藏我想念荷花，親吻露珠。」很難想如此富含詩意的句子，是一個大男生寫出來的。「應該說是這個句子自己找上我的，」談到這件事，謝旺霖靦腆地笑了出來。高中畢業時，他開始自助旅行，一個人從台北一路走到花蓮、台東。而第一次出國也是自助旅行。「當時我一個人脫離旅行團，坐灰狗巴士從洛杉磯飛到猶他州找朋友，住了一天就跟朋友吵架，拿著行李就走了，」謝旺霖回憶，「一口氣就走了四個小時。」
謝旺霖對西藏產生興趣，是因為大三時的失戀。一趟烏魯木齊之旅，他從絲路進入西藏，發現在那個地方，「人是可以把自己忘記的。」他決定以後還要再來。他挑戰一條沒什麼人敢嘗試的路：從雲南騎腳踏車進入西藏。「當時很多人都說我瘋了，他們認為我沒有經過專業訓練，很容易死在那邊。」甚至就連被流浪者計劃錄取了，謝旺霖也不敢回家跟媽媽講。踏上旅途，考驗才真正到來，除了腳踏車爆胎、翻車之外，更有一次差點滑落到山谷底下去。
走完這一趟，謝旺霖並不認為有多了不起；他反而感謝滑落山谷的意外發生在旅途剛開始的時候。從那次意外之後，他才變得更謹慎。然而，他也有自己的堅持。「有好幾次都想要放棄了，讓路過的車子載上山去，可是真的有車子過來了，我又賭氣不想被載。」謝旺霖強調，「如果因為撐不過而放棄，以後一定到不了。」
經過了這次流浪，他更加堅定了對文學創作的決心。大二時已拿過東吳大學的雙溪文學獎，而流浪旅程中創作的詩文，也已經有出版社表達興趣。「我是要實地去看、去感覺才能夠創作的人，」他自我分析，「當場的感覺是最重要的。」「當初林懷民老師問我有何準備時，我的回答是踏上旅途就準備好了。」謝旺霖認為，「流浪的人就是要放棄一些固有事物，才會重新發現自己的堅強與脆弱。」
吳欣澤戀上西塔琴，流浪到印度一頭沒整理的長髮、牛仔褲、反戴的棒球帽；吳欣澤的外型相當符合一般人對「流浪者」的印象。連內在也差不多；「我的風格就是每件事情都亂搞；連申請這個計劃的表格也是隨便寫寫就交了。」他唯一確定的，就是要去印度學西塔琴。從小就開始聽音樂，吳欣澤偶然接觸到了來自印度的西塔琴，覺得「聲音像貓叫一樣，很特別」，從此就陷在裡面無法自拔。後來，在淡水的某家店裡發現一把西塔琴，就買回家開始自己摸索。「那把琴，」他大笑，「還是一個印度人典當在那裡的。」自己玩了一陣子，就決定要去印度學正統的技術；這時，傳來了流浪者計劃的消息。原本想要鑽研西塔琴彈奏技術的他，一到當地才發現，「技術根本不重要。」吳欣澤自認影響他最大的西塔琴老師，是一個七十五歲的老人。「他說彈西塔琴就像交女朋友一樣，慢慢來就會成功。」除了學琴之外，最驚險的經驗，就是在瓦納拉西碰到的炸彈事件。「那個爆炸地點離我只有兩百公尺。如果我不是在路上停下來喝茶看鳥，我可能就回不來了。」此外，他也在路上看到野狗啃食人的屍體，還有火車翻覆，壓死了擠在車頂上的人。他回憶著，「一開始還會去想為什麼，後來就懶得去想。在印度很難去認真鑽研事情。」回到台灣之後，吳欣澤立刻投入了專輯的製作，「我的目標是金曲獎，」他很有自信地說。印度並不是他流浪的最後一站；「在印度我認識了一個西藏流亡政府的小孩，他們都很想回去，也知道不可能。他託我去西藏帶一些當地的土寄給他，」講到這裡，一直很活潑的吳欣澤緩和下來。「流浪其實很簡單，」他說，「我去印度的時候就一個背包、衣服、錢；有一套衣服還是穿在身上的。」「不要怕，」吳欣澤建議未來的流浪者，「只要有愈多人回來，整個社會就會愈來愈不一樣。」
